若是那突然的横祸和时间的飞轮把医生的女儿吓了个目瞪口呆，使她只好怀着失望静待结果到来的话，她的遭遇也不过是和千百万人的遭遇相同。但是，自从她在圣安托万区阁楼里把那白发的头搂到自己青春的胸前以来，她一向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在受到考验的时候尤其如此，正如一切沉默忠诚善良的人一样。
在她们搬进了新居、父亲开始了常规医疗工作之后，她就把她那小小的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条，仿佛她丈夫就在身边。一切都有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时间。她跟在英国家里全家团聚时一样按时给小露西上课。她用一些小花样来欺骗自己，装出相信全家即将团聚的样子——她为丈夫早日回家做些小准备，给他准备了专用的椅子，把它跟他的书放在一边。除此之外，她还专为一个亲爱的囚徒庄严祷告，那人跟许多不幸的人一起生活在监牢里死亡的阴影之下。那几乎是她所能用言语倾诉、宣泄自己沉重的心曲的唯一的途径。
她的外表变化不大。她跟孩子都穿类似丧服的朴素的深色服装，却全都跟欢乐日子里的彩色服装一样，收拾得整整齐齐。她鲜活的脸色没有了，以前那专注的神情经常出现而不再是偶然一现了。除此之外，她仍然很漂亮，很美丽。有时她在晚上亲吻她父亲时会哭出声来，泛溢出全天压抑的忧伤，而且说她在上天之下唯一的依靠就是他了。他总是坚定地说：“他遭到的变化没有不让我知道的，我知道我能救他，露西。”
他们的生活改变了，几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父亲一回家就告诉她：
“我亲爱的，监狱里有一个高层的窗户，下午三点钟查尔斯有时可能到那儿去。若是你站在街上我告诉你的那个地方，而他又到了窗口，他认为他有可能看见你——但他能否到窗口，却得由许多偶然因素决定。不过你是看不见他的，可怜的孩子，即使看见了，也不能有所表示，因为那对你不安全。”
“啊，告评我地点吧，父亲，我每天都去。”
从此以后，不论什么天气，她总要到那儿去等两个钟头。时钟一敲两点她已站在那儿了，到了四点才断了念头离开。若是天气不太潮湿或不太恶劣，能带孩子，她便带了孩子去。平时她一个人去，但是从没有错过一天。
那是一条弯曲小街的一个黑暗肮脏的角落。那里唯一的房屋是一个把柴锯成短段便于烧壁炉的工人的小棚屋，此外便只有墙壁。她去的第三天，那人便注意到了她。
“日安，女公民。”
“日安，公民。”
这在那时是法定的招呼形式。不久前在较为彻底的爱国者之间不自觉形成的这种模式，现在已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
“又在这儿散步了么，女公民？”
“你看见的，公民！”
锯木工是个小个子，手势特别多（他以前干过补路工）。他望了望监狱，用手指了指，叉开十个指头放到脸前，代表铁栏杆，装出窥看的滑稽样子。
“可这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他又去锯木柴了。
第二天，他探出头来找她，见她一出现就跟她打招呼。
“怎么、又到这儿来散步了么，女公民？”
“是的，公民。”
“啊！还有个孩子！她是你妈妈么，小女公民？”
“我要回答是的么，妈妈？”小露西靠近她，低声问。
“回答是的，乖乖。”
“是的，公民。”
“啊！不过，这可没有我的事。我的事是锯木头。看见我的锯子了么？我把它叫作我的断头台。啦，啦，啦；啦，啦，啦！他的脑袋掉下来了！”
他说着话，木柴掉了下来，他把它扔到篮子里。
“我把我自己叫作木柴断头台的参孙。又看这儿！噜，噜，噜；噜，噜，噜！这个女人的脑袋掉下来了！现在，是个小孩。唧咕，唧咕；噼咕，噼咕！小孩脑袋也掉下来了。满门抄斩！”
他又把两段木柴扔进篮子，露西打了个寒颤。要想在锯木工工作时到那儿去而不被他看见，是不可能的。从那以后为了取得他的好感，她总是先跟他说话，还常常给他点酒钱，他也立即收下。
这人好管闲事，有时在她凝望着监狱的屋顶和铁窗、心儿飞向丈夫而忘了那人时，她会立即回过神来，却见那人一条腿跪在长凳上望着她，手中忘了拉锯。“可这不关我的事!”那时他又往往说，马上又拉起锯来。
无论在什么天气——在冬天的霜雪里，春天的寒风里，夏天炙热的阳光里，秋天绵绵的细雨里，然后又是冬天的霜雪里，露西每天都要在这里度过两小时，每天离开时都要亲吻监狱的墙壁。她去六次，她的丈夫也许能看到她一次（她的父亲这样告诉她），有时也可能连续两天都能看到，有时也可能一两个礼拜都看不到。只要他有机会看见她，而且碰巧果然看见那一种可能性她情愿一周七天，每天去站一整天。
这样的活动又把她带到了十二月，她的父亲仍然在恐怖之中昂首阔步地走着。一个微雪的下午，她来到她总要去的角落。那是一个疯狂的喜庆日子。她来时见到房屋点缀了刺刀，刺刀顶上点缀了红便帽，屋上还挂着三色彩带，还有标准的口号（字母也常用三个颜色书写）：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
锯木工那可怜的铺面太小，整个门面也塞不下这条标语。不过他还是找了个人给他歪歪扭扭涂上了，写到“死亡”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他在屋顶插了枪和便帽，那是好公民必办的事。他还把锯子摆在一个窗户里，标上“小圣徒断头台”，那时那伟大锋利的女性正受到普遍的崇敬。劈柴店关了门，主人也不在，露西一个人。她松了一口气。
但是那人离得并不远，因为她马上就听见一阵骚动和一阵叫喊传来，心里不禁充满了恐惧。顷刻间，一大群人从监狱墙角转出，锯木工也在其中，他跟复仇女神手牵着手。他们的人数不少于五百，可跳起舞来倒像有五千个妖魔鬼怪。除了自己的歌声他们别无音乐，只能踏着流行的革命歌曲的节拍跳着，节拍踏得很凶狠，仿佛是统一了步调在咬牙切齿。男人跟女人跳，女人跟女人跳，男人跟男人跳，碰见谁就跟谁跳。最初，他们只不过是一片粗糙的红便帽和粗糙的破毛料的风暴，但到他们挤满了那地方、停止了前进在露西身边跳的时候，便变成了一片发着呓语的疯狂可怖的幢幢鬼影。他们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彼此叭叭地击掌，彼此揪抓着脑袋，单人旋转，双人旋转，直转到有的人跌倒在地。这时没有倒下的又手拉手围成圈子旋转，圈子破了，又捉对儿旋转，四个人旋转，直转到突然停步。于是重新开始，又是击掌，又是揪脑袋，又是拉手，扯来扯去，反方向旋转，再牵成大圈反方向旋转。突然站住，稍停，重新踏起节拍，排成街道一样宽的长排，低下头，举起手，尖叫着向前飞扑。就是厮杀也不及这种舞蹈的一半可怖。这是一种堕落得无以复加的游戏。当初原很纯洁，后来却具有了这种鬼魅的形象。一种健康的娱乐变作了促使血液狂奔、知觉混乱、心肠狠毒的手段。依稀可见的几分优美使得这种舞蹈益发丑恶了，它表现出一切本质善良的东西已经遭到多么严重的扭曲与败坏。舞蹈中露出了少女的胸脯，几乎还未成年的美丽却疯狂的头、精巧的脚在血污的泥泞中蹒跚踏步。这一切都是脱了节的时代的象征。
这就是卡尔马尼奥拉舞。舞蹈过去了，只留下露西心惊胆战、不知所措地站在锯木工屋前。轻盈的雪片悄悄地飞着，堆积得又白又柔软，仿佛从来就没出现过这场舞蹈。
“啊，父亲！”她放下捂住眼睛的手，发现他站在面前，“多么残酷丑恶的景象。”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我见过许多次了。别害怕！他们谁都不会伤害你的。”
“我并不为自己害怕，父亲，可我一想到我的丈夫，他还要听凭这些人摆布就——”
“我们很快就可以使他不受他们摆布了。我离开他时，他正往窗户爬去，我便来告诉你。这儿没有人看见。你可以对那最高的一个斜屋顶飞一个吻去。”
“我要飞吻，父亲，我把灵魂也一起飞给他。”
“你看不见他么，可怜的孩子？”
“看不见，”露西说，急得直哭，吻着他的手，“看不见。”
雪地里有脚步声，是德伐日太太。“向你致敬，女公民，”医生说。“向你致敬，公民。”她信口回答。再也没有话。德伐日太太走了，像一道阴影掠过白色的路。
“把手臂给我，亲爱的。为了他的缘故，摆出欢欢喜喜、勇敢坚定的神气从这儿走过去。走得好。”他们已走过了那地点。“不会不起作用的。明天就要审讯查尔斯了。”
“明天！”
“不能浪费时间了。我已做好了准备，还有些预防措施，必须在他已经到庭时才能采用。他还没有接到通知，但我知道马上就会通知他的。明天审讯，同时把他转移到巴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我的情报很及时。你不会害怕吧？”
她几乎回答不出话来，“我相信你。”
“绝对相信我吧！你提心吊胆的日子快要结束了，亲爱的。审讯结束后几个小时就会把他放回你身边的。我已经把他保护得严严实实。我得看罗瑞去。”
他却站住了。他们听见了沉重的车轮声，非常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一部，两部，三部。三部死囚车载着可怕的货物在寂寂的雪地上走掉了。
“我得看罗瑞去，”医生带了她走向另一条路，重复道。
那可靠的老人还坚守着他的岗位，没有离开一步。许多财产在充公或收归国有时常常要咨询他和他的帐册。凡能为原主保留的，他都设法保留。台尔森银行代管的财业有多少，世界上没有人比他知道得更清楚，但他守口如瓶。
暗红与黄色的彩霞以及在塞纳河上升起的雾气表明夜已来临。他到达银行时天已几乎黑净。当年宫廷显贵那庄严的宅第已破败不堪，很少有人居住。在庭院里的—堆尘土和灰烬之上是几个大字：国家财产。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
跟罗瑞先生一起的是谁呢？椅子上那骑马装是谁的？——那人不肯叫人看见。罗瑞先生刚从谁那儿激动而吃惊地跑了出来，把他心爱的人儿搂到怀里？他转回头提高了嗓子往他刚才出来的屋里说道，“转移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明天审讯。”那是她刚才结结巴巴说出的话，他又是在向谁重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