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这句话是历来《论语》注释中争执最大的章句之一,而且同一句话,居然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答案,从而把完全不同的政治形象,加到孔子身上。
这句话大致有这样几路解释:
第一种,解释为“如果钻研异端邪说,那么危害就大了”。朱熹等人执这种观点。
第二种,解释为“批判不正确的言论,祸害就可以消灭”。杨伯峻等人执这种观点。
第三种,解释为“攻击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言论,这样很危险”。我本人赞同这种观点。
为何会有如此相反的字面注释?原因在于这里有两个字有多种可取的解释:攻、已。另外“异端”一词也可以加上贬义斥为邪说,或者中性地判断是一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学说。
异端,朱熹《集注》:“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焦循补疏说:“各为一端,彼此互异。”在这里,朱熹站在身为孔子正统思想继承人的角度,先把孔子的学说定为圣人之道,而把不同的观点斥为异端(邪说)。相比之下,焦循的补充要客观中允得多,也要更符合原义。对儒家来说,道家思想和释家思想可以说是异端;但反之,对道家而言,儒家思想倒成了异端。与此相似,对大陆而言,几十年来台湾的资产阶级思想一直被斥为异端,而对台湾政治及教育而言,只怕大陆思想才是异端。只是当孔子说“异端”时,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贬斥之义,这个词在当时,似找不出后世的那种“罪恶感”。
攻,左为工,我曾据甲骨文字形,释为骨针或斧等兵器;右为手。于是“攻”有两义,攻击,整治。《诗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的“攻”字,就是“整治”的意思。朱熹对此句中“攻”字的理解,就取这种意思,他说:“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
但是这个解释放在这句中合适么?找找《论语》中其它章句,用上“攻”字的还有几处(整部《论语》共有这四个“攻”字):
12.21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gong)其恶,无攻(gong)人之(zhi)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很显然,“攻其恶,无攻人之恶”应该译为“纠正自己的错误(其实就是攻击自己的过失),不要攻击别人的过失”。这里的“攻”字,应理解为“攻击”。
11.17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gu)而攻(gong)之可也。”
——同样,这里的“攻”同样也是“攻击”的意思。但问题在于,为何上面的章句里说“无攻人之恶”,而这里却让弟子们攻击呢?不仅攻击,而且是“鸣鼓而攻之”?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要“攻击”的,不是别人,正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的冉求(子有),在孔子心里,这仍然是“攻己之恶”。如果鸣鼓而去攻季氏,只怕就是“攻人之恶”了吧?
仅从“攻”字在《论语》中一以贯之的意思,似乎朱熹的那种理解便是站不住脚的。但为什么杨伯峻会得出比朱熹的注释更偏激的解释的呢?原因出在对另外一个字“已”的不同理解上。杨伯峻认为:“已,应该为动词,止也。因之我译为‘消灭’。”
单独列出一个“已”字,我们知道它确实往往有“停止”、“结束”的意思,且在《论语》中也有这样的章句:
5.19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8.7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在以上两句中,“已”都是“停止”的意思。但显然在这两句里,“已”都不是句末的语气助词,而是句中关键处的实词。在《论语》中,当“也已”连用的时候,无一例外地是用来语气词的,而且均放在句末。以下是《论语》中所有“也已”连用的章句:
1.14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hao)学也已。”
6.30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wei)仁之方也已。”
8.1子曰:“泰伯,其可谓(wei)至(zhi)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8.11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guan)也已。”
8.20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qi)可(ke)谓至德(de)也已矣。”
9.23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9.24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yi)矣。”
11.26 ……子曰:“亦各(ge)言其志也已矣。”
12.6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胃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ke)谓远也(ye)已矣。”
15.16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wei)如之何也已矣(yi)。”
17.26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qi)终也(ye)已。”
19.5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也就是说,把整本《论语》固定用作句末语助词的“也已”强拆开来,解“已”为“停止”,这种做法除非是遇到了非如此否则句意不通的特殊情况,否则便没有理由这样做的。
因此,“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事实上意思可以省缩为“攻异端,害”。这样解释,所有词语都和《论语》中其它章句的一般解释没有冲突,更重要的是,它和《论语》中孔子的根本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宋朝蔡节在《论语集说》中解释这几句时说:“君子在明吾道而已矣。吾道既明,则异端自熄。不此之务,而徒与之角,斯为吾之害也已。”
这个解释明白清晰,可惜蔡氏未将考据一一列出,所以这样的见解也就湮没在另外的声音中了。
但任何字面的意思,最终都要归到整体的思想中进行考察,看它是不是和思想之整体保持一贯,有没有发生断裂与矛盾。
察孔子对“不同意见”(异端)的态度,除上面三则含“攻”字的章句外,比较著名还有好几则,我把它按一定的义理顺序列出来:
9.4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与“异端”相对的,其实就是“我见”。孔子终生,既有其绝对坚守的思想原则与文化信念,又始终好学不止。他的存在状态,始终是开放的。所以门人形容他断绝了四个毛病:臆测;独断;顽固;自以为是。
7.22子曰:“三人(ren)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er)从(cong)之,其不善者而(er)改(gai)之。”
——因为存在的开放状态,因为“毋固,毋我”,所以孔子总是善于向“他者”学习:择其善者而从之——那好的,学习他,跟随他;那不好的,我自己心生警惕而在自己身上改正(或防止它产生),但这也是向他者学习。
15.40子曰:“道(dao)不(bu)同不(bu)相为谋。”
——但孔子并非乡愿,并非老好人,更不会把宝贵的时间、珍贵的生命,浪费在说服“意、必、固、我”者上面,所以他干脆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意思是道不同,方向不同,意见完全不一致,就不讨论,不勉强地要形成统一意见。新教育人强调“尺码相同”,就是这个意思,尺码不同,彼此存一份人类的敬意,各自走过,好自为之,但不勉强拉扯到一起,彼此相恶,彼此消耗生命仅有的一点能量。
13.23子曰:“君子和而不(bu)同,小人同而不(bu)和。”
——因为遵循以上这两个方法:道不同则不相为谋,择其不善者而自己改之(攻己恶,不攻人之恶)。所以纵然意见不同,大家仍然可以和和睦睦:和而不同。那一定要让大家意见完全一致的,这是小人,而小人执这种顽固的思想,所以四处攻击异端,是谓“同而不和”。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这“耳顺”的境界,形容的正是孔子对待不同意见,尤其是直接批评时的心境。在整部《论语》中,居然如实记录了孔子门人,尤其是其他的思想者如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人对孔子的批评,孔子对他们的回应,事实上足以成为“君子和而不同”的注释,也正可以作“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附注。
在这个意义上,“攻异端,害”理解为“去专攻另外的学说是有害的”的,至少在字面意思上也能够通,在义理上也与孔子思想并不悖。但确实未能体现孔子对待不同意见的和、宽之精神,倒有些像基督教中“你只能有一个上帝”的诫律了。孔子之学,当然也有明确的立场与准则,而且相信他也不会认为自己的门弟子,应该去走上专攻异说的道路的,只不过在对待异见者时,他确实有和基督教完全不同的态度。所以此句所要表达的,当不是门内诫律,而是不同意见如何相处的共同底线。
15.24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wu)施(shi)于(yu)人。”
——最后,回到孔子思想的最核心处:“仁”。孔子解释自己的“仁”,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解释,其中“恕道”被视为仁的“消极性原则”,这甚至可以认为是孔子对后世最大的贡献之一。孔(kong)子自己解释恕(shu)道是(shi)“己所(suo)不(bu)(bu)(bu)欲,勿施(shi)于人(ren)”,自己不(bu)(bu)(bu)想(xiang)得到的,就不(bu)(bu)(bu)要施(shi)加到别人(ren)身上。自己不(bu)(bu)(bu)想(xiang)别人(ren)因为意见不(bu)(bu)(bu)同(tong)而耿(geng)耿(geng)于怀,攻(gong)讦不(bu)(bu)(bu)休,那么(me)自己就不(bu)(bu)(bu)要这(zhei)样做。把这一原则推而广之,我们几乎可以得到整个孔子思想的精神实质。
后世非常推崇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殊不知这句话事实上正是伏尔泰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注释——因为孔子的这八个字,正是伏尔泰平生最服膺者,是他一生的座右铭。受他影响的法国大革命在起草《人权宣言》时,就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字真言作为自由道德标志写入了宣言。这真可以说是超越语言和国别的障碍,超越时间的障碍,一位西方思想家与另一位东方先哲的思想共鸣。
从这一绝对的孔子思想原则来理解“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难道还能有另外的解释么?
干国祥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