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舒对曰：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董仲舒对策说：
臣听说尧承受了天命，担忧天下不容易治理，没有拿处在天子的尊位作为欢乐，他诛杀、放逐扰乱国家的大臣，努力寻求贤圣的人，所以得到舜、禹、后稷、高、咎繇。有众多圣明的人来帮助他提高德行，有许多贤能的人来辅助他恪尽职守，于是教化大行，天下太平，人民都安于行仁，乐于行义，各得其所，行动合乎礼义，从从容容地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所以孔子说： “假如有王者，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就是指这说的啊。尧在位七十年，就让位给虞舜。尧死后，天下人民没有归心于尧的儿子丹朱，却归心于舜。舜知道不可逃避，于是即位做了天子，用禹做宰相，继续任用尧所任用的人，继承了尧的传统和事业，所以垂衣拱手没有作为，就使天下太平。孔子说“《韶》乐十分美，又十分善啊”，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商纣，违背天意，残毁万物，杀害贤良聪慧的人，残害百姓。伯夷、姜太公都是当时的贤人，他们隐藏起来，不愿出来做官。在职为官的人，都逃亡到河边、海滨。天下黑暗混乱，人民不得安宁，所以天下的老百姓都背弃殷纣王，拥护周文王。周文王顺从天意治理万物，以贤良有德的人为教师并且起用他们，所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贤士都聚集在周的朝廷。仁爱施于人民，天下人都归顺他，所以姜太公从偏僻的海滨来投奔，后来做了周朝的三公。这时候，商纣王还在做天子，尊卑的次序混乱，百姓四散逃亡，周文王非常痛心，想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所以他整天忙得El头偏西还没时间吃饭。孔子写《春秋》，先写王作为正，然后记载各种事情，这表现了在下位而有德行的所谓素王的文章。这样看来，帝王的条理系统是一致的，但是勤劳和安逸不相同，是因为所遭逢的时代不一样。孔子说“《武》乐十分美，不够十分善啊”，就是这个意思。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官至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听说制度文采和黑色、黄色的装饰，都是用来分别尊卑、区分贵贱和劝勉人们要有德行的。《春秋》是承受天命著述的，所以它首先制定的，就是改变历法和衣服的颜色，用这来顺应天。那么，宫室和旌旗的制度是有效法才那样的。所以孔子说： “奢侈了就不够谦逊，节俭了便简陋。”节俭并不是圣人适中的制度。臣听说好玉不雕琢，是因为它的质地本来就滑润美好，不需要再加以雕饰，造就好像项橐没有学习就能自己知道一样。可是普通的玉要是不雕刻，就不能成就美丽的花纹；君子不学习，就不能成就美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臣听说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对年轻的就教他们养成学习的好习惯，对年长的就授给职位察看他们的才能。用职位和俸禄来培养他们的德行，用刑罚来禁止他们作恶，所以人民都懂得礼义而耻于触犯他们的上级。周武王施行大义，平定残贼，周公作礼乐来加以文治，直到周成王和周康王时的盛世，牢狱空虚了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感染和仁义的影响，不仅仅是毁伤身体的刑剖的功效。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效法申不害、商鞅的办法，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贪污成风，并不是用礼义来教化天下。秦衹求名而不察实，行善的好人不一定能免罪，犯法的坏人也不一定就受到惩罚。所以百官都谎言欺诈，不务实际，表面上都表现出尊敬君上的礼貌，内心却怀着背叛君上的打算，弄虚作假来掩饰狡诈，追逐私利，没有羞耻；又总喜欢使用残忍刻毒的官吏，无限制地征收赋税，榨尽人民的财力，百姓四处逃亡，不能从事耕田和纺织工作，于是强盗到处起事。所以受刑的人很多，死的人一个接一个，但是做坏事的并没有停止，这是风俗教化所造成的。所以孔子说：“用政法来教导人民，用刑罚来制裁人民，人民苟且地要求免受惩罚却不知道羞耻。”就是这个意思。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来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现在陛下统一了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顺服的。陛下广泛地观察，多方面听取，尽可能地吸取群下的智慧，具备了天下的美德，崇高的德行显耀普照，扩大到国外。远达万里的夜郎和康居悦服归心，就真是太乎到来的景象啊。但是恩德并没有施加到普通百姓身上，大概是您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说： “尊崇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就高明了；实践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在于对这些注意罢了。”希望陛下采用所听到的道理，诚心诚意按那些道理去做，那么，跟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
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陛下亲自耕种籍田来倡导农业，早起晚睡，为人民担忧，思念古代治世，用心寻求贤人，这也是尧舜的用心啊，可是没有得到贤人，这是因为平时对于士人没有鼓励劝勉的缘故。平时不培养人才却想寻求贤人，就好比不雕刻玉却要求玉有文采一样。所以培养人才没有比办好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产生贤士的地方，是教化的本源，现在各郡国的人都很多，可是有些郡国还没有应举贤良文学策问、作对策的人，造就是因为王道在那裹经常断绝。臣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聘请高明的教师来教育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问他们而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现在的郡守、县令，就是百姓的老师和表率，是委派他们禀承君主的恩泽去宣扬教化的，师表不贤良，君主的仁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就传布不到下面。现在官吏既然没有教育人民，或者不实行君主的法令，暴虐百姓，和坏人狼狈为奸，谋取私利，致使贫穷孤弱的人含冤受苦，流离失所，很不符合陛下的意愿。所以阴阳错乱，怨气充满，人民无法生活，在苦难中得不到救助，这都是郡守县令们不贤明，才造成这样的现象啊。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
郡守、县令多数是出身于郎中、中郎，年俸二千石的大官的子弟选任郎官，又仗着有钱财，不一定贤明。而且古时候考核官吏的功劳，是按照做官是否称职来区分的，不以在任时间的长短为标准。所以才能小的人，虽然任职时间很长，还是小吏；有才能的人，虽然任职不久，并不妨碍他升迁为辅佐大臣。所以有职守的官吏，都竭尽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努力做好工作，争取立功。
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现在却不是这样，官吏们积累时间就可以得到高位，日子一久，就可以升官，所以廉洁和无耻混淆，好人和坏人不分，真正的贤才就无法得到。臣愚蠢地认为让各位诸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选择他们管辖下的官吏和百姓中的贤才，每年荐举两人，用他们在皇宫中值宿守卫，而且还可以拿这件事来观察大臣的能力，如果荐举的人贤能，就给予奖赏；要是荐举的人不好，就加以惩罚。如果像这样，诸侯、二千石官都尽心寻求贤才，天下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得到，授给他们官职加以任用了。遍得天下的贤人，那么三王的盛世也就容易做到，尧舜的声名也就可以赶上了，千万不要用做官时间的长短来计算功劳，实际考察官吏的贤能是上策，衡量了才能以后再授给官职，考察了德行以后再确定职位，那样，廉洁和无耻待遇不同，好人和坏人就能够区别了。
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于是天子复册之。
陛下给臣恩惠，宽恕臣的罪过，教臣不要害怕主管官吏，使臣能够切磋研究，臣不敢不倾吐自己肤浅的见解。于是天子又提出策问。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汉武帝策问道：听说“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来印证，善说古的，一定能在现实中得到证明”。所以我问你们天人感应的关系，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哀悼夏桀商纣，看到这些渐渐灭亡和逐步昌盛的道理，我要虚心改正错误。大夫们明晓阴阳的变化和作用，熟悉先代圣王的道术和事业，可是你们的文章并没有把这些充分表达出来，难道是你们对当代的政务有什么疑惑吗？有些道理没有系统整理和完整表达，大概是由于我不聪明，或是听话会迷惑吧？三王的教化，最初各不相同，却都有不足，有人说道是恒久不变的，这两种说法意思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现在大夫们既然已经写出了大道的最高原则，陈述了治理乱世的方法，希望你们再说详细些、深刻些、周到些。《诗经》上不是说：“君子呀，不要苟且安息，神是听着你的，帮助你获得大福。”我要亲自看你们的对策，大夫们要努力阐明你们的见解。
仲舒复对曰：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董仲舒又对策说道：
臣听《论语》上说：“有始有终的，衹有圣人啊！”很荣幸地承蒙陛下的恩惠，留心听取我们这些接受过传统学问的臣子的意见，又颁下高明的册书，切合其中的意义，并且彻底地研究圣德，这不是愚臣的能力所能详细陈述的。先前臣所上的对策，有些道理缺乏系统整理和完整的表达，辞句不清晰，意旨不明了，这都是我浅陋的罪过。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
策问中说：“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来印证；善说古的，一定能得到现实的证明。”臣听说，天是万物之祖，所以天对万物普遍地覆盖着、包含着，没有偏颇。天造作日、月、风、雨来调和万物，通过阴、阳、寒、暑来生育万物。所以圣人效法天建立道，也是广施仁爱而没有一点私心，布施恩德和仁爱来厚待百姓，设立义理和礼制去引导人民。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春季是天用来生育万物的，仁是人君用来爱护百姓的；夏季是天用来滋长万物的，德是人君用来养育人民的；秋霜是天用来诛杀万物的，刑法是人君用来惩罚罪犯的。由此说来，天和人的验证，是从古至今的道理。孔子作《春秋》，上度量天道，下验证人情，参看于古代，考察于今时。所以《春秋》所讥讽的，就是灾害所侵犯的；《春秋》所憎恶的，就是怪异所触及的。孔子写出了国家的过失和灾异的变化，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行为的好和坏，是和天地相通并且互相感应的，这也是谈天道的一种看法。
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古时候设立掌管教导训化的官，职责是用德和善来教化人民，人民大受感化以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在监狱里。现代废弃这种制度，没法教化人民，因此人民都不知道行义而死于追逐财利，所以违法犯罪的人就多了，一年之内，坐牢和诉讼的人竟有成千上万。由此可见，古时候的法度是不能不采用的，所以《春秋》遇到改变古代制度的事情就加以讥讽。天的命令叫做命，这个命不是圣人不能照着去做；生来的本性叫做性，这种性不是教化不能完成；人的欲望叫做情，这种情不用法度不能加以节制。所以做君王的，上面很谨慎地奉承天意来顺从天命；下面必须教化人民，使人民能够完成他们的性；建立应该遵循的法度，分清上下尊卑的次序，来防止贪欲；做好这三件事，国家的根本就奠定了。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人承受了天命，本来是超群的，和其他生物不同。在家裹有父子兄弟之亲，在外面有君臣上下的名分，大家聚会相遇，就有尊敬老人和分别长幼的规范，有明确的礼节相互接待，欢欣地有恩德地互相亲爱，造就是人可贵的地方。种植五谷作为食物，播种桑麻用来做衣，饲养六畜，驾牛骑马，圈豹槛虎，造就是人得到天的灵气，比万物可贵的表现。所以子L子说：“天地所生，人是最可贵的。”人们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己比万物可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可贵然后知道礼义；知道礼义，然后注重礼节；注重礼节，然后安心处于善道；安心处于善道，然后乐于遵循道理做事；乐于遵循道理，然后叫做君子。所以孔子说“不知道命，不可以做君子”，就是这个意思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