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臣认真考察《春秋》讲的“一元”的意义,“一”就是万物的开始,“元”就是辞语中所说的“大”。说“一”是“元”,显示了大的开始并且想正其根本。《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原来却要从尊贵的人开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万民,正万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远近就没有敢不趋向于正的,而且没有邪气掺杂在裹面。所以阴阳调和而风雨及时,万物和谐而人民长育,五谷丰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间都受到恩泽,并呈现出非常丰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内听到君主的盛德都来称臣,一切幸福的东西,可以得到的祥瑞,无不毕至,这就是王道完成了。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孔子说:“凤鸟不来到,‘河图’不出现,我恐怕要完了吧!”这是他悲伤自己的德行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因为自己地位卑贱而不能招来。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形势,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德广厚,才智聪明而意向美好,爱护人民而喜欢文士,可以说是有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感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教化没有建立,没有把人民纳入正道吧。万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不拿教化作他们的堤防,就不能制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废止而奸邪并出,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它的堤防坏了。古代的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坐朝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主要任务的。在国都设立太学进行教育,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实施教化,用仁来教育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所以,虽然刑罚很轻,却没人违犯禁令,这是教化施行,习俗美好的缘故啊。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圣明的君王承继乱世,他把乱世所遗留的一切痕迹都扫除掉,恢复教化,并且给以特别推崇。到了教化已经明了,习俗已经养成,子孙遵循推行下去,遇五、六百年仍然不会衰败。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无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继周朝以后,不但没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无道,严禁文学,不许私自藏书,摒弃礼义,甚至厌恶听到礼义的话,他想把先王的道义完全毁灭掉,专门用自己放肆、苟且、简陋的一套办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做天子才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还没有像秦朝这样用乱救乱,严重危害天下人民的。秦朝遗留下来的毒素像残余的火焰,到现在还没有熄灭,它使习俗薄恶,人民欺诈顽劣,抵触抗拒,犯法乱德,腐败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孔子说: “腐朽的木头,不能雕饰啊;泥糊的墙,不能粉饰啊。”现在汉朝继承秦朝之后,社会状况就像朽木和泥墙,虽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却没有好办法。法令一颁布,奸邪接着就发生,命令一下达,欺骗跟着就兴起,好像用热水去制止沸腾,抱着木柴去救火,衹会越来越糟,没有任何益处。譬如琴瑟的音不协调,严重的必须把弦折下来重新安装,才能弹奏;处理政事不行,坏得厉害的,必须破旧立新,才能治理。应当重新张设琴弦而不改弦更张的,虽然有优秀技工也不能调理好;应当改革而不改革的,虽然有大贤人也不能整治好。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现在还没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古人证过: “站在潭边羡慕别人捕到了鱼,不如自己回去编织鱼网。”汉朝临政并且想把政事治理好,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回头来进行改革,改革了就能好好治理,国家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也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上说:“适合于民,适合于人,接受天给予的福禄。”执政能适合人民,自然会得到天给予的福禄。仁、义、礼、智、信是五种恒久不变的道,这是王者应培养整饬的。这五种道能培养整饬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鬼神也来赞助他接受祭祀,恩德就会普及到国外,扩大到一切生命。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
汉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对策认为很不寻常,于是又策问大夫们说: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策问说:听说虞舜的时候,虞舜常常在宫殿的走廊裹散步,没有什么作为,可是天下太平。周文王整天忙到日头偏西,连吃饭的空儿都没有,天下也很太平。帝王治理天下的道,难道没有共同的条理,一贯的主张吗?为什么安逸和劳苦有这样大的差别呢?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那些勤俭的帝王连黑色、黄色的旌旗也不制作。可是到了周朝,在宫门外筑了两座观望的台,乘坐用玉装饰的车,制造红色的盾和玉石做的斧柄,朝廷裹排列着六十四人的舞蹈,到处响起歌颂的声音。帝王的道,难道意旨不一样吗?有入说:“良玉不需要雕琢,”有人说“没有文采就不能辅助德行,”两种说法是不同的。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殷朝人制定五种刑法来防止奸诈,用毁伤身体的办法来惩戒邪恶。可是周成王和周康王放弃这些刑法四十多年,天下也没有犯法的。监狱空荡无人。秦国使用这些刑法,杀死的人很多,受刑的人接连不断,天下空虚,人口减少,真可哀呀!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唉!我晚睡早起,考虑先代帝王的法典,久久地思虑用什么来适合至尊的地位,光大祖宗的事业,我认为关键在于努力搞好农业,任用贤人。现在我亲自耕种籍田为农民做榜样,鼓励百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敬有德行的人,并且派出很多使者,络绎不绝地去慰问劳苦人家,救济没有父母、没有子女的孤独的人,一切办法都想到了,但并没有收到大的成效和美好的德行。现在阴阳错乱,天地间充满了恶劣的气氛,许多生物得不到生长,人民陷在贫困的境地,廉洁的人和无耻的人混淆在一起,好人和坏人也分不清楚,得不到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广泛地邀请了特别杰出的士人来请教,目的也许可以达到吧!现在大夫们等待诏命的有一百多人,有的谈论当今的事情却不切实际,用古代历史来印证不相符合,用现在的情况来考察又难于实行,难道是因为受到文吏法令的牵累而不能任意发挥吗?还是因为学术的来源不同,所得的见解各异呢?每个人都可以尽意对答,写在篇上,不要害怕主管官吏,阐明你们的意旨和方略,进行切磋研究,以符合我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