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策问说：“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悲悼夏桀、商纣。看到这些渐渐灭亡和渐渐昌盛的道理，我要虚心改正错误。”臣听说积少就能成多，积小就能成大，因此圣人无不是积累暗淡的微明而达到光明，从微贱的地位一步步地达到显贵的。所以尧由诸侯而升为天子，舜从在深山中耕种兴起，都不是一天而尊颢的，是逐渐达到的。话由自己说出，就不能再去堵塞；行为由自己做出，也无法再来掩盖。言和行是治理国家最重大的条件，君子之所以能感动天地的也是言行。所以积小成大，谨慎注意细微的行为就会着名。《诗经》上说：“这文王啊，小心翼翼。”所以尧战战兢兢地每天实行他的治国之道，舜小心恐惧地每天尽他的孝道，做的好事积累多了，自然名声显达，德行彰着，自身也受人尊重，造就是渐渐昌盛的道理。积善在自己身上，就好像人曰渐长大而自己不觉察；积恶在自己身上，好像灯火消耗油一样，人也不容易看出来。不是明晓情性和洞察世俗情况的人，谁能够懂得这种道理呢？这就是唐尧、虞舜得到美名，夏桀、商纣却使人伤痛恐惧的原因。善或恶的行为所得到的结果，好像影子跟随着人形，回响跟随着声音。所以桀、纣暴虐怠慢，谗恶的人都受到进用，贤良智慧的人都隐藏起来，于是桀、纣的罪恶一天比一天显著，国家也一天比一天混乱，可是他们却依旧安然怡得，自以为如太阳在天空一样，终于逐渐败坏以至于毁灭。那些残暴不仁的君主，并不是一下子就灭亡的，也是慢慢造成的。所以桀、纣虽然无道，都还在位十多年，造就是慢慢地衰微以至灭亡的道理啊。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策问说： “三王的教化，效法的各不相同，而且都有不足，有人说道是永久不变的，这两种说法用意有什么不同吗？”臣听说享乐而不至于淫乱，反复实行而不厌倦的叫做道；道是万世都没有弊端的，出现弊端是由于违背了道。先王的道一定有偏颇不能实行的地方，所以在政治上也时有昏暗而行不通的，举出它的偏向，补救它的弊病就行了。三王的道虽然效法不同，可并不是相反的，都是为了补救过失，扶助衰败，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遇到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孔子说： “无所作为而能治理国家的，就是舜呀！”舜仅仅改变了历法，改换了车马、祭牲、服装的颜色，来顺承天命罢了，其他完全遵循尧的治国之道，为什么要改变呢！所以王者衹改变制度的名称，没有改变道的实质。可是夏代注重忠，殷代崇尚敬，周朝尊崇文的原因，是因为朝代更替时，前代有过失存在，为了补救，应当这样做。孔子说： “殷朝根据夏代的礼制，有所增减，这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根据殷朝的礼制，有所增减，也是可以知道的；其他承继周朝兴起的，虽然经历了百世，这也是可以知道的。”造就是说，百王所用的就是忠、敬、文这三者。夏朝沿袭虞舜，却独独不说增减，是因为夏朝和虞舜的道是一样的；夏崇尚的忠和虞舜是相同的。道的根本来自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所以禹继承了舜的道，舜继承了尧的道，三位圣人互相传授，遵守一个道，没有救弊的措施，所以不说他们对道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治世的，他们的道是相同的；继承乱世的，他们的道是要改变的。现在汉朝承继大乱之后，应当减少周朝的文而用夏朝的忠。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陛下有圣明的德和美好的道，痛心世俗的衰薄，悲伤王道的不明，所以选举贤良方正的士人，议论考问，打算兴起仁义的美德，阐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的治国之道。臣愚昧不肖，叙述曾听到的，背诵曾学过的，说的是老师教的道理，仅仅能够不忘记罢了。至于议论政事的得失，研究社会的兴盛和贫弱，这是大臣辅佐的职事，三公九卿的责任，不是臣下仲舒所能知道的。但是臣私下有感到奇怪的问题。古时候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现在的天下也就是古时候的天下，同是一样的天下，古时候天下太平，上下和睦，习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邪，民间没有盗贼，牢狱空空，没有犯人，入主的恩德滋润了草木，普及到四海，凤凰飞来了，麒麟出现了，拿古时候的情况来衡量现在，怎么相差那么远呢？有什么错误致使衰落达到这样的地步？我想也许是违背了古代的治国之道吧？也许是违背了天理吧？尝试考察过去的事情，追溯到天理，或许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吧？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天对生物是分别给予的，给予利齿的就不再给角，给予翅膀的就衹给两只脚，也就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再取小的。古时候领取俸禄的，就不靠体力劳动来吃饭，也不谋取工商之利，这也是接受了大的，不能再取小的，和天意是相同的。假如已经得到了大的，又去取小的，天还不能那样给予，何况是人呢？造就是人民纷纷愁苦衣食不足的原因啊。那些受君主宠爱身居高位的人，家中衣食饱暖并且享有优厚的俸禄，依仗富厚的资产和势力，在下面和百姓争利，老百姓怎么能和他们比呢？所以那些人使用众多的奴婢，拥有众多的牛羊，扩大他们的田地住宅，扩充他们的产业，增加他们的积蓄，致力于这些而且没有止境，压迫百姓，使百姓感到惊惧，百姓天天受到剥削，渐渐走向穷困。富人奢侈浪费，穷人穷急愁苦；穷人穷急愁苦而处在上位的人却不救济，就会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百姓就会连死都不怕，又怎会害怕犯罪！这就是刑罚繁多，奸邪却不能禁止的原因啊。所以享受俸禄的人家，应该衹食俸禄就算了，不应当和百姓争夺谋利的产业，这样利益就可以平均分配，百姓也可以家用充足。这是上天的理，也是古代的道，天子应当效法定为制度，大夫应该遵守实行。所以公仪子在鲁国做宰相时，回到家裹看见妻子织帛，非常生气，赶走了他的妻子；在家裹吃饭，吃到自家园裹种的葵菜，气愤地把园裹的葵菜拔了，说： “我已经有了俸禄，还要夺种菜人和织布女的利益吗？”古时候的贤人君子做官的都是这样，因此人民都尊敬他们的德行，听从他们的教化，人民受到他们廉洁的感化，就没有贪婪卑鄙的行为。到了周朝末年，卿大夫就不大讲求礼义而急于求利，失掉了谦让的风气而有争田的讼事。所以诗人憎恶、讽刺他们说： “高高的那座南山啊，山石是那样叠积；赫赫有名的师尹啊，人民都在瞻望着您！”做官的人心向仁义，人民自然就爱好仁义，风俗也就善良；做官的人好利，人民也就不正直，风俗就会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大夫，是人民仰望、效法的榜样，是远方的人遥望着模仿他们，怎么能够处在贤人的地位却去做出平民的行为呢？那些忙着谋取财利，常常担心穷困的想法，是平民的意向；忙着寻求仁义，时常忧虑不能教化人民的打算，是大夫的思想。 《周易》上说： “背着东西又坐车，招致强盗的到来。”乘车是说处在君子的地位，负担东西是小人的事情，这就是说，处在君子的地位却做出庶人的行为，他的祸患一定会到来。如果处在君子的地位，做君子应当做的事，那么，除了像公仪休在鲁国做宰相那样，就没有别的可以做的了。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推重统一，这是天地永恒的原则，是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所述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各异，诸子百家研究的方向不同，意旨也不一样，所以处在上位的人君不能掌握统一的标准，法令制度多次改变，在下的百姓不知道应当怎样遵守。臣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学术的学说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同样发展。邪僻的学说消失，然后学术的系统可以统一，法令制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服从的对象了。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
对策结束后，汉武帝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辅助易王。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乎素很骄横，喜欢勇武。董仲舒用礼义扶正易王，易王很敬重他。过了一段时间，易王问董仲舒说：“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密谋攻打吴国，后来终于减了吴国。孔子说殷纣王有三位仁人，我认为越王勾践也有三位仁人。春秋时的齐桓公有疑难的事让管仲解答，我有疑问请您解说。”董仲舒回答说：“臣愚昧不能解答您提出的问题。我听说春秋时鲁国国君鲁僖公问鲁国大夫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行。’他回家后面有忧色，说： ‘我听说攻伐别的国家不问有仁德的人，国君想攻打齐国为什么问我呢！，柳下惠衹不过被询问罢了，尚且感到羞愧，何况是设谋诈降来攻打吴国呢？由此说来，越国根本没有一位仁人。仁人端正他的义却不谋取私利，阐明他的道却不计较自己的功劳，所以在孔子的门徒裹，即使是尚未成年的儿童也羞于谈论五霸，因为五霸推崇欺诈武力不注重仁义。越王君臣不过是实行不正当的诈术罢了，所以不值得孔子的门徒谈论。五霸比其他诸侯贤明，可是和三王相比，就好像似玉的石块和美玉相比一样啊。”易王说：“讲得好。”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治理国家，是用《春秋》记载的灾异变化来推究阴阳错行的原因，所以求雨时，闭阳纵阴，他止雨时就闭阴纵阳。这种祈雨止涝的方法推行到江都全国，没有不随心所欲的。后来，董仲舒被废为中大夫。在这之前，辽东郡祭祀汉高祖的高庙和汉朝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里推论天降火灾和人世的关系，奏章草稿写好了没有上呈。主父偃来探望董仲舒，私自看了奏章草稿，他平素就嫉妒董仲舒，便把奏章草稿偷走，上交给汉武帝。汉武帝召集了很多儒生，让他们看董仲舒的奏章草稿。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个奏章草稿是他老师写的，认为非常愚昧。于是汉武帝把董仲舒交官问罪，判处死刑，汉武帝下诏赦免了他。董仲舒从此便不敢再谈论灾异变化。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当时汉朝正用兵周边少数民族，公孙弘研究《公羊春秋》的水平不如董仲舒，可是公孙弘迎合世俗，掌握大权，位至公卿。董仲舒认为公孙弘奉承谄媚，公孙弘嫉恨董仲舒。胶西王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哥哥，为人特别放纵，凶残蛮横，多次谋杀朝廷派去的二千石官。公孙弘就跟汉武帝说：“衹有董仲舒可以担任胶西王相。”胶西王刘端听说董仲舒是有名的儒家大师，待他还比较尊重。董仲舒害怕时间长了会遭到不测之罪，就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了。董仲舒共计做过江都、胶西两国的相，都是辅佐骄横的诸侯王，他以身作则为下属做表率，多次上疏直言规谏，制定教令颁行国中，他所在的江都、胶西两国国都均治理得很好。到了去官归家后，他根本不管家庭产业，衹是埋头诵读，专心著书。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董仲舒养病在家，朝廷如果讨论重大问题，就派使者和廷尉张汤到他家征询他的意见，董仲舒的解答都有根有据。从汉武帝初即位，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纷先后做丞相，开始推崇儒学，到董仲舒对策，推尊宣扬孔子，抑黜百家。设立管理学校的官吏，州郡举荐茂材孝廉，都是从董仲舒开始的。董仲舒老年在家裹寿终。后来他家迁往茂陵县，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凭学问做了大官。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董仲舒的著作，都是阐明儒家经学意旨的，加上奏疏教令，总共一百二十三篇。解说《春秋》记事的得失，及《闻举》、《玉杯》、《蕃露》、《清明》和《竹林》之类的文章，还有几十篇，十多万字，都流传到了后世。我挑选其中切合当今社会和朝廷的内容写在文章里。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赞日：刘向称赞：“董仲舒有做君王辅佐的才干，即使是伊尹、吕望也不能超过他，管仲、晏婴之辈，是霸主的辅佐，怕是不如他吧。”刘向的儿子刘歆认为“伊尹、吕望是圣人的伴偶，王者得不到他们就不能兴起。所以颜渊死了，孔子说‘噫！天灭亡我。，衹有颜渊一人能和伊尹、吕望相比，至于宰我、子贡、子游、子夏等人就不能列入圣人之偶的行列了。董仲舒遭逢西汉承接秦朝焚灭学术之后，《六经》分崩离析，于是他下帷发愤钻研，潜心经学大业，使后来的学者对儒家学说有了系统一致的认识，成为群儒的首领。可是考察他的师友渊源，看他们彼此间的影响，董仲舒还赶不上子游、子夏，却说管仲、晏婴不如他，伊尹、吕望超不过他，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刘向的曾孙刘龚则是善于确当评论人物的君子，他认为刘歆对董仲舒的评价是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