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苏轼对提举官说：“违反诏令的罪责，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现在出于司农寺，这是擅自制定法令。”
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提举官吃惊地说：“你慢一点推行新法。”
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不久，朝廷知道这法令有害于百姓，撤销了它。
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有强盗作案，安抚司派三班武官带领骄悍的兵卒来捕捉，兵卒凶暴横行，至于诬陷百姓藏有宫禁之物，进入人家争斗杀人，而后又畏罪逃散，将要作乱。
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百姓奔走告诉苏轼，苏轼把控诉书扔在地上不看，说：“一定不至于这样。”
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逃散的兵卒听说了这件事，稍为安心，苏轼慢慢地派人招引他们出来杀掉。
徙知徐州。调任徐州知州。
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流入南清河，汇集于徐州城下，水位上涨如不及时排泄，城墙将要被浸坏，富裕的百姓争着出城避水。
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苏轼说：“富人出去了，百姓都动摇，我和谁守城?我在这里，水一定不能冲塌城墙。”
驱使复入。又把富人重新赶进城去。
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苏轼到武卫营去，对卒长说：“河水将要冲坏城墙，事情紧急，你们虽是禁军，姑且给我出力。”
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水患，我等小人，应当效命。”
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他就率领兵卒拿着畚箕铁锹出去，筑起东南长堤，从戏马台开始，直到城墙。
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雨日夜下个不停，城墙没有被淹没的仅有三版。
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苏轼住在堤上，路过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段防守，最终保全了这座城。
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他又请求调发第二年的役人来增筑旧城，又用木头筑堤岸，以防水再来。
朝廷从之。 朝廷同意了他的做法。
徙知湖州，上表以谢。调任湖州知州，上表谢恩。
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又因为有些事对百姓不利而不敢说，用诗来讽刺，以求有益于国家。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薛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摘取他章表中的话，并且引申附会他所作的诗说是诽谤皇上，逮捕进御史台监狱，想处以死罪，罗织罪名很久不能判决。
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神宗独自怜惜他，把他作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苏轼与农夫老翁，一起在溪谷山林间生活，在东坡建造房屋，自称“东坡居士。”
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元丰三年，神宗几次有意重新起用苏轼，常被当权的人阻止。
神宗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神宗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史极其重要，可以叫苏轼来完成。”
珪有难色。王珪面有难色。
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神宗说：“苏轼不可以的话，姑且用曾巩。”
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扎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曾巩进呈《太祖总论》，神宗不满意，就手书圣旨叫苏轼移居汝州，曾说：“苏轼贬斥在外反省过错，过了几年认识更深，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终身摒弃。”
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苏轼未到汝州，上书自称饥寒，有田产在常州，愿意在那里居住。
朝奏入，夕报可。早上上奏，晚上就答复允准。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苏轼路过金陵，见到王安石，说：“大的军事行动和大刑狱，是汉、唐灭亡的预兆。
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祖宗用仁厚治理天下，正要改变这些。
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现在对夏用兵，连年不停，东南又多次兴起大狱，你没有一句话去补救吗?”
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