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苏洵将死，因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未下葬，嘱咐苏轼。
轼既除丧，即葬姑。苏轼已经服丧期满，就安葬姑母。
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推让给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还朝。熙宁二年，还朝。
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王安石执政，素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任命他为判官告院。
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熙宁四年，王安石要改变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官员议论。
轼上议曰： 苏轼上议说：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求得人才之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办法，在于求其实际。
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假使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
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
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
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
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暴君也无法废除，不再适用时，即使圣人也无法恢复。
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所以风俗的变化，法律制度跟着更改，譬如江河的改道，强求复旧，就难于奏效。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庆历年间开始设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
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
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
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至于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
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旧制，使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
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至于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由此决定。
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陛下看祖宗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比起来何时更精?
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何时更好?
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所得人才，和今天比何时更多?
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天下的事，和今天比何时更好?
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把这四点的优劣一比较，其争论就可解决。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现在所想改变的不过几点：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
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请陛下留意于久远的、重大的事情，这些区区的方法又有何相干。
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我又实在有过于忧虑的方面。
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就说没有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
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征可加斟酌，这难道真能如此吗!
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於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陛下又要此何用?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事，得到苏轼的议论，意思就清楚了。”
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
